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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99 元丰改制


神宗皇帝想改革官制这并不是啥新鲜事儿,自打他登基那天起就一直琢磨如何下手呢。期间也试过几次水,但都由于阻力重重无法大动。假如黄蜂所言是真,那这次神宗皇帝肯定是要有点大动作了,否则不会选择这么一个微妙的时机。

        至于说黄蜂的消息是哪儿来的,洪涛从来没问过。他当然有他自己的消息来源,既然是被皇帝派来盯着自己的,肯定不止一个人孤军奋战,在自己身边至少有一整套皇城司的人马。

        同样,洪涛从来没动过他们的脑筋。我连你们是谁的好奇心都没有,能放心不?再不放心那也没辙了,爱咋地咋地吧。要是皇帝想让自己死,自己还真没啥还手之力,反正目前没有。

        黄蜂的消息来源很靠谱,十一月初圣旨就到了凉州,驸马都尉王诜又升官了,经略安抚使和兵马都总管没变,但抬头变了,不再是湟州,而是甘凉路。

        这次大宋终于硬气了一回,与西夏的和谈还没结束就强行把凉州和甘州收归囊中,意思很明显,不想归还了呗。

        除了甘凉路经略安抚使、兵马都总管之外,后面还有一个职务,知湟州事。也就是说从现在起驸马王诜不仅统管甘凉路,还兼任湟州所有事情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也就是湟州和甘凉路太穷,还没啥人口,否则就得是北宋开国以来为数不多的地方大员,用权倾朝野形容都不为过。

        但也有个不太好的消息,圣旨里并没提寄禄官职的事儿,活儿干的多了一倍不止但不给涨工资,也不给提级别,依旧是从二品的太子少保。

        这种事在官场不是很常见,一般而言实职大幅度上升虚衔也会跟着涨的,配套嘛,荣誉物质双丰收。

        但这次例外了,只能有一个解释,皇帝的意志还要受朝臣左右,光给个实职就指不定怎么打嘴架呢,再升虚衔,非在朝堂上打起来不可。

        跟着圣旨一起来的还有一封公主的家书,这种事儿也挺稀奇的,通常传递圣旨的人是不能夹带私信的。可这次依旧是破例,公私一起来,双手捧着圣旨,怀里还揣着家书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嘿嘿嘿,为了对付本官朝臣们连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了,不容易啊。”看完这封家书,洪涛就觉得亏欠长公主更多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她肯定是被她哥哥,也就是神宗皇帝逼着写的这封信,信里少一半说的是家里和女儿的事儿,多一半全是在介绍朝中的变化,以及西北边境地区的军力调配情况。

        这种信息长公主怎么可能知道的这么清楚呢,全是皇帝要讲给自己听的。意义嘛,一方面是在提醒自己以后做事多留心眼,另一方面也是在警告自己别玩花样儿,否则立马就会被围剿。

        为啥这么讲呢?信里写的很清楚。王厚调任秦凤路、种鄂调任新成立的兰会路、原成都路转运使章楶调任熙河路。

        就算北宋的地图很有抽象派画家的风格,也能看出来这三个人统领的近二十万禁军从南、东南两个方向堵住了湟州和甘凉路与大宋的所有通路。

        只要自己有什么不该有的动作,他们立刻就能切断新军的补给线,甚至直接出兵湟州,把自己的后方基地给端喽。

        而且吧,这个三个人里除了王厚比较中立之外,另两位都和自己有不小的过节,怎么假设也不会和自己同流合污,更不会网开一面。

        种鄂就不说了,他本身既不是新党也不是旧党,但他和李宪一样是吃行伍这碗饭的。自己在湟州搞的军事改革严重侵犯到了他的利益,再加上种凯的事儿,种家已经不是和自己有过节,简直就是死敌。

        章楶是谁呢?刚开始洪涛还真不清楚,但没几天高翠峰就从渭桥镇来了一封信,说的也是朝廷改革官制的事儿,其中就重点提到了这位。很显然,高翠峰也看出了朝廷如此安排的用意,是在提醒自己做事三思。

        章楶是福建路人,和王冠算老乡,不过他的出身很好,标准的官宦世家。祖父章频官拜刑部侍郎;叔父章得象仁宗朝拜相,封郇国公;伯父章询尚书虞部员外郎;父亲章访通议大夫……

        不光上几辈给力,到了他这一代也不怂,三个弟弟最次的也是县令。但最出名的还是他堂弟章惇,现任门下侍郎,算副相之首,地位仅次于司马光。

        这堂兄弟俩都是王安石麾下的大将,是新政的拥护者。但高翠峰说也有区别,章惇更激进,和王安石一样,为了达到目的无所不用其极。而章楶情商更高,更会团结人,所以人缘很不错,且文采奕奕。

        高翠峰的信里就附了一首章楶的词《水龙吟·燕忙莺懒芳残》,还说苏轼对这首词大加赞赏,并且附和了一首《水龙吟·次韵章质夫杨花词》。前者描写的是柳絮,后者讲的杨花,韵调一致。

        不过高翠峰并没把苏轼的词一并附上,可能是觉得驸马和苏轼已经绝交,应该不太喜欢看这种东西。

        之所以弄了一首章楶的词,主要还是提醒驸马,这位不光家族根基很深,在文人圈子里声望也挺足,能别惹就别惹,就算惹也要做好准备。

        除了介绍章楶之外,高翠峰在信里主要说的还是官制改革的情况。这件事儿并不是神宗皇帝临时起义,洪涛记得自己还在驸马府玩飞鹰的时候就听王安石提起过。

        但是由于牵扯面太广,所以阻力也很大,一直都没正式大改,而是先从边边角角下手,一边改一边观察动静。

        这次神宗皇帝借着对外战争大胜、新政初见成效、国库充盈、兵强马壮的契机,真的开始大刀阔斧改革了,首先动的就是相权。

        先是颁布了《寄禄格》,使官员都成为寄禄官,官员的升迁都要参照《寄禄格》,以阶易官。看上去没啥,大家按资排辈升级呗。但这么一来,很多官员的升迁就不再必须通过宰相,变相的消弱了相权。

        接着又恢复唐代三省制,将原来门下、中书、尚书行使的审查、复议、执行权力全部归于中书省,强化了皇帝的权利。

        最后是财权,让三司各司其职,不必再受宰相管辖,而是直接对皇帝负责。这下以前的相权就等于被好几个部门给分了,有些还不必通过宰相,只要皇帝同意就可以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么做的好处是让中央政府的官员可以明确职责,知道自己该干嘛,不用凡事儿都等着临时委派。

        同时也明确了官员的升迁通道,除非立功受奖,否则就按照《寄禄格》里的规定一点一点熬资历吧,后世的行政级别制度基本也是这一套。

        总体上讲这个办法除了加强皇权之外,还筛掉了一部分闲散官员,让大家各司其职,工作效率会提高、政府开支会减少。

        但再好的制度最终也得落到人身上,洪涛粗略看了看重要部门的人员名单,立刻就发现还是原来那批人,几乎就没什么变化。从这一点上推测,神宗皇帝的官制改革只算成功了一半儿,另一半能不能成功很难讲。

        有这些官员把持着重要职位,他们完全有能力给改革增加无限难度,让改革表面上改了,实质上换汤不换药。就算在中央机关里能顺利推行,但到了地方依旧会困难重重。

        政府要想有效率,必须上下遵守的都是同一个规则,否则中央玩中央的、地方玩地方的,互相抵消之后,就没啥效率可言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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